編輯室報告（第十期）

        本次《台灣文學研究》第十期收錄了特稿一篇，投稿論文三篇，共計四篇論文。三篇投稿論文篇數雖不多，卻都有相當的篇幅份量，更是從嚴謹的審查中好不容易得以順利出線通過者。特稿為呂興昌發表於2016年6月「台日文學與歌謠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因其挖掘自曾被查禁已致消失於台灣詩／歌壇的失業歌曲〈無頭路〉，且具有由日本軍歌到台灣禁歌時代變化下的承繼與轉折關係，意義十分珍貴，本期特地邀請刊登。作者透過田野調查、文獻考索與文本分析等方法，探討其由日本時代軍歌〈步くうた〉（行路歌）演變為〈無頭路〉二者在各自國度的創作動機、歷史情境、受容脈絡以及美學價值，並藉此彰顯六○年代台語文學代表文類「台語歌詩」的重要作家呂金守之語言風格與藝術成就，本刊鄭重推薦。

        其次，在研究論文部份，本次計收錄有倉本知明（Kuramoto）〈帝國底下誕生的兩個瘋子――戰後台日兩國的退伍軍人意象〉、陳瀅州〈一九六○年代初期創世紀詩社之「超現實」詩論〉及劉南芳〈台灣歌仔戲引用流行歌曲的途徑與發展原因〉等三篇。其中倉本知明（Kuramoto）〈帝國底下誕生的兩個瘋子――戰後台日兩國的退伍軍人意象〉一文針對井伏鱒二的〈遥拜隊長〉（1950）與陳映真的〈鄉村的教師〉（1960）兩篇同時描寫到日台兩國退伍軍人的太平洋戰爭經驗進行比較。面對戰時犯下的罪惡，〈遥拜隊長〉中戰後仍舊體現忠誠於帝國的日本軍人悠一，以瘋癲的存在諷刺戰後立即認同和平價值的日本民眾；陳映真〈鄉村的教師〉中戰後回到台灣故鄉的左翼知識分子吳錦翔，為了克服曾在南洋戰爭時期吃人肉維生的精神創傷，雖奮力認同心目中的祖國，卻終被戰後冷戰體制粉碎，以自殺終結心中罪愆。本文探討所謂「戰爭責任」問題之中隱藏的種種論點，以及台日兩國「戰後」的差異，對經歷戰爭的日台退伍軍人面對「戰後」以及其中隱藏的主體形成問題，尤其日本戰爭責任問題的爭議，有深入的探討。

        另外，陳瀅州〈一九六○年代初期創世紀詩社之「超現實」詩論〉一文針對一九六○年代初期創世紀詩社的歷史定位，尤其其「反抗」意識關係問題加以探討。認為創世紀詩社推的超現實詩作被主流詩史敘事解釋為反共文藝體制下的荒漠甘泉，可能掩蓋了「創世紀」與官方文藝政策間若即若離的關係。本文主要觀察一九六○年代初期「創世紀」走向「超現實」路線的發展過程，探討集中出現的大量「超現實」話語，究竟如何生成與運作，最終「創世紀」從「民族」轉向「超現實」，看似從強調「縱的繼承」改弦易轍而接受「橫的移植」，其實深藏的詩學核心仍是官方意識形態的展演。本文面對此一看來並不新鮮的爭議性問題，以細緻的爬梳提出具有相當說服力的新立論，值得參考。

        最後，劉南芳〈台灣歌仔戲引用流行歌曲的途徑與發展原因〉一文，探討從1932年第一首台語流行歌〈桃花泣血記〉灌錄成唱片發行開始，台灣歌仔戲如何將當時台灣流行歌曲規律詞格與分節形式的民謠風，作為「新調」穿插在內台歌仔戲傳統曲調之中混合使用，以製造演出效果。本文從日治時期的歌仔戲、戰後內台歌仔戲、及外台「胡撇仔戲」三個階段敘述台灣歌仔戲引用流行歌的情形，並分析歌仔戲與流行歌能夠互相交流的原因，特別是在新編的「胡撇仔戲」當中，「活戲」的表演形式為流行音樂留下寬廣的發展空間，大眾文化中的「商業性」要求更促成了流行歌與戲劇表演的結合，這使得流行歌曲所占的篇幅日益擴大，幫助歌仔戲可以和其他的通俗娛樂展開競爭。透過此文的觀察可以清楚認知到，從吸收「民謠」到引進「流行歌曲」，無疑是台灣歌仔戲從「民間文化」過渡到「大眾文化」歷程
的一個重要的特徵。

        綜觀本期幾篇論文，就論述題材與討論方式來看，可以發現如倉本知明（Kuramoto）比較性的議題與陳瀅州舊材料新觀點的論文仍然是永遠受到重視與不虞匱乏的研究可能與取材方式。而呂興昌、劉南芳兩篇論文以台語歌詩或流行歌進行探討，並且都同時挖掘了由日治到戰後特定的傳承脈絡與關係轉變，這類以聲音為主的議題與材料在過去台灣文學研究中非常受忽視，如今已逐漸得到出土、重視與探討，這不但是令人開心的發展，也期待未來有更多的相關研究與材料繼續出現。

        最後，除了感謝本期各匿名審查人、編輯委員會諸委員們以及默默付出不及辨識者的全力襄贊努力之外，也感謝英譯特稿摘要部份的洪苑真女士及時幫忙，尤其特別感謝兩位編輯助理王維碩與劉庭彰先生，本期編輯過程中經歷了編輯委員會審查方式的局部變革，他們為維持本刊嚴謹審查的原則，承擔了比過去更為漫長的繁瑣溝通與書信往返，沒有他們的配合與努力，本刊的出版恐將遙遙無期，在此特別為兩位付出的龐大時間與精力致上最深的謝意。（廖淑芳）